大名高考状元_2021年大名县高考状元是谁

1.帮我举个例子

2.较较真高考状元其实只是解元

古代没有高考状元这一说法，如果以现代高考作为参照的话，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差不多类似现代的高考，乡试的第一名叫做解元，唐伯虎就是一位解元，相当于那一次南直隶地区的?高考状元?不过解元和现代的高考状元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下文详述。

第一，考取解元的难度比高考状元要大

这点不难理解，乡试是三年举行一次的，高考每年一次，相比起来考取乡试第一名的难度显然更大一些。肯定有人会说古代参加乡试的人数比现在参加高考的人数少很多，其实这点对考取第一名没有什么影响的，认真思考下就明白了。

第二，解元具备选官的资格，高考状元不能直接出仕

理论上只要通过乡试考取举人身份的人就有资格入仕，这里说的是有资格有机会做官，并不是一定能入仕，要看有没有机会，一般都是进士优先入仕的，进士不够用的情况下举人才有机会补缺，但都是一些七品以下的末流职位。比如大名鼎鼎的海瑞就是以举人身份出任县教谕（类似县教育局长）的，而高考状元是没有机会直接入仕的，这是很实质的一点区别。

第三，两者享受的待遇不一样

解元的身份比高考状元要尊贵不少，古代通过乡试考取举人身份的人就可以被称为?老爷?何况是乡试第一名的解元。此外，解元还享受免除徭役、赋税等特权，甚至好多人会开始?投资?解元，比如把女儿嫁给他、送财物等各种巴结。以上这些待遇是高考状元享受不到的，高考状元除了获得名声和奖金外，还得上完大学以后才有资格考取公务员，不然以高中学历连公务员都没资格考的，至于免除徭役跟赋税更是不存在的，如今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帮我举个例子

有，何碧玉。

何碧玉，1985年12月2日出生，河南新乡人。2000年，年仅14岁半的她参加高考，以标准分750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河南省高考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生物科学专业录取，创造了高考历史上的奇迹与神话。

2004年从清华生物系毕业之后 ，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2009年获得神经科学博士，之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为早期独立研究员从事研究工作，2016年加入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任助理教授。

扩展资料

1977-2015年中国各地区的“省级”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北京大学的高考状元人数最多，有835人，清华大学屈居第二，选择就读的状元有668人；复旦大学有55人，位居第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54人，列第四；香港大学有50人，居第五；中国人民大学有30人，名列第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25人，居第七；香港中文大学有14人，居第八；中山大学有11人，列第九；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各有10人，并列第十。

中国高考状元最青睐的大学要么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研究型大学，要么是所在时代最热门的行业特色型大学。

百度百科-何碧玉

较较真高考状元其实只是解元

一、一个"弱智"的研究生 一个"禁闭"孩子的母亲 一场失败的教育"实验"

7月，湖南湘北某县。

一则消息令整个县城感到震惊。

“那个天才连研究生都没毕业就回家了，生活上的智商还不如十来岁的孩子！”

引起话题的少年叫严永明，8岁上中学，13岁便以高分考进大学，17岁又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20岁肄业回家，现在21岁。 学习上的天才和生活中的“弱智”集于严永明一身，其仅有高中文化的母亲李腊梅从中起了关键作用。

跳级跳过了童年

7月6日晚，严永明在家中与记者对面而坐。他已在家里悄无声息地蹲了一年。

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间或拿起桌上的西瓜放进嘴里，直吃到露出白瓤，然后把瓜汁抹在身上。

他说话十分有限，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个单词———“谢谢哥哥、谢谢叔叔”，“是的吧”，“我不知道”……眼神极少与人正面接触。

严永明家中的墙壁上残留着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行字，像标签一样烙在了严永明身上。

1983年出生的严永明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儿子的过人才智，极大地膨胀了母亲的理想。母爱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他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

1991年10月，8岁的严永明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学生就得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高考提纲这根指挥棒来转。”李腊梅总是这样说。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为了让小永明在高考中一鸣惊人，李腊梅把他生活上的事全部包办了，甚至连吃饭也喂。儿子稍微不服，就“武力”制服，丈夫干预也无济于事。

1996年9月，13岁的严永明跻身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新生之列。

学校考虑到严永明年纪小，把李腊梅接去陪读。学校破例给母子俩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还安排李腊梅在物理系做勤杂工，每月有几百元收入。

二、从中国科大“神童”的命运 看造神的失败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高考(论坛)分数揭晓，状元话题又被热炒，深圳、珠海的两位小妹妹刘若旖和陈俊任分别被媒体封上全省理科状元和文科状元的称号。

我一直认为将高考第一名称作状元比较可笑，因为现代社会以年轻人受教育为目的的高考，与旧时以选拔官员为目的的科举，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过去的科举，大多时候全国三年才出一个状元，现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每年就有62个文理状元，更不用说层出不穷的单科状元、市县状元了，其含金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过去的状元入仕之后很快就成为士林领袖，地位尊崇，现在的小状元们如何与之相比？

不过，既然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希望再YY一下那延续千年的簪花跨马、琼林赴宴的荣耀，也没什么，只是不要为了这份虚拟的荣耀昏了头，像那位重庆爸爸，儿子学习那么好还要造假，搞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较真一下，如果硬要拿高考去比拟科举，那么我们现在热炒的高考状元顶多只相当于过去的解元。科举制度在明清时代趋于成熟，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三场考试都拿第一，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元及第”。其中乡试是省级的考试，考试合格者被称为举人，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排名第一的举人就是解元；而只有连闯三关，在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上拿了第一，才能叫状元。

我们现在的高考，各省分别命题，所谓的高考状元也只是各省第一。这样看来，把小刘同学、小陈同学叫做解元可能更为合适，媒体再做类似报道时，也可有点新意，同时还能普及一下传统文化知识。

各位也不要瞧不起解元，这在古代也是了不得的称号。中国历最有名的解元可能要算明代的唐伯虎了，可惜这位唐解元后来命运多舛，无缘仕途，反而成就了伟大画家的事业，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的媒体上，似乎可以这样打题目，“一艺术类考生勇夺全省文科状元”。

另一位的解元是明初大才子解缙，由于姓解（读xiè），解解（读jiè）元的名号也成为千古佳话。